- 【别名】
- 【地区】 港台
- 【类型】 剧情
- 【语言】 华语
- 【导演】 杨德昌
- 【编剧】 杨德昌
- 【监制】
- 【发行】 原子影视传播有限公司
- 【级别】
- 【片长】 125 分钟
- 【色彩】 彩色
- 【制作成本】
- 【首映】
- 【票房】
- 【原著】
- 【官网】 http://
- 【原声碟】
- 【演员】
倪淑君 饰演 Molly
/ 阎鸿亚 饰演 Molly姐夫
/ 陈立美 饰演 Molly姐姐
/ 王也民 饰演 Birdy
/ 王维明 饰演 小明
/ 王柏森 饰演 阿钦
/ 陈湘琪 饰演 琪琪
(文/柯希莫)《独立时代》以《论语》子路篇关于财富的辩论开头，以一个刻意安排的“孔子现世”收尾，描述了孔子死去两千余年的今天，孔孟哲学在台北这个东方都市的遭遇。
Birdy，Molly，琪琪，小明四人是大学同学。先锋戏剧导演Birdy正在排演他的第一部商业喜剧，他还经常以“鲲鹏大师”的身份，在各类聊天秀电视节目中现身。Birdy受到了媒体的吹捧，但同时面临着剧本有抄袭嫌疑的质疑．．．
富家女Molly（倪淑君）在未婚夫阿钦的投资下，经营着一家文化公司，由于Molly的不善经营和任性，公司面临着财政危机。Molly的姐姐是电视名人，她主持的家庭聊天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姐夫则是个风靡万千少女的爱情小说作家，但这对才子佳人的组合却面临危机，因为姐夫有一天突然宣布，自己以前写的浪漫爱情小说都是垃圾，他开始转走晦涩难懂路线，准备普度世人．．．
Molly的助手兼好友琪琪（陈湘琪），长着一张娃娃脸，是个“天真、活泼、温柔、文雅”的女孩，她每天周旋在人与人之间，为Molly收拾烂摊子，但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她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
琪琪的男友小明（王维明）是个小公务员，正直的性格让他在同事里格格不入，他以曾经涉及经济犯罪的前公务员父亲为耻。父亲与母亲离婚后，再娶，经营一家饭店。 矛盾在这天爆发，阿钦的顾问Larry来到公司，向Molly扬言要撤资，另一方面又向她献殷勤，气急败坏的Molly一怒之下将Larry的情人，刚进公司的小凤辞退，在琪琪的斡旋下，学戏剧的小凤决定去拜访Birdy，寻找机会；另一方面，小明的后母为琪琪介绍了一份新工作，一向反对琪琪与后母来往的小明，此次却领情，极力赞成琪琪离开Molly的公司，甚至亲自向Molly说明情况，而小明本人，也陷入了官场的相互挤压之中，小明和琪琪的感情面临危机。
陷入两难状态的琪琪还肩负着说服Molly的姐夫同意小说授权的重任。她登门拜访，发现在这位小说家的新书《儒者的困惑》里，“圣人”孔子回到这个他所发明的儒教世界，成为大受欢迎的人物，但是，他发现，他的一切待人处事的办法，都被认为是装出来的，他身败名裂，但又不敢去死， 因为死了，还是要再度投胎到这世间，让痛苦的命运永远重复...（网易娱乐专稿，转载注明出处）
孔夫子死去已二千余年，台北、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在短短20年间，变成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在这些发达的现代东方都市里，两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儒教信条以什么样的形式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在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台北，东方的人情味与西方的法治精神，产生了怎样的冲突和妥协？这些一直都是台湾导演杨德昌所苦苦思索，并企图通过电影表达的命题。从早期的《海滩的一天》、《恐怖分子》，到后期的《麻将》、《一一》，可以看出杨德昌的思考过程。 1994年4月，携《独立时代》赴法国参加戛纳电影节前夕，杨德昌写道：“儒教文化的勤奋纪律，造成我们这些儒教社会过去十年来惊人的经济成长及财富累积...同流及纪律的素养，竟然造成了这些儒教国家这二十年间的经济奇迹及每年二位数的经济成长率。突然之间，我们被长久儒教教条训练下来的因循习性无法在儒教教条重找到任何指引我们如何去面对富裕物质生活的标准答案。在用尽了借自西方模式的既有工具(如民主政治)之后，我们不知道往前应该因循抄袭何种既有教条，来继续向前迈进。”
如果说集大成的《一一》代表了成熟期的杨德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那么《独立时代》所体现的，是从影10年，挥着大棍想要棒喝社会的知识分子杨德昌。
《独立时代》的英文名非常直白，叫A Confucian Confusion（儒者的困惑）， 这种困惑在片中的畅销书作家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作家突然遇上了创作瓶颈，虽然他写的浪漫爱情小说一直大卖，他为夫人亲手打造的家庭电视节目也好评如潮， 但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写的东西对世人没有丝毫的真实帮助，只是在“骗她们”，都是垃圾，于是他决心向布道者转型，想象自己如孔子重临人间，普度众生，但是，没有人愿意买/聆听布道，而琪琪，一个东方美德的集大成者，成为他心目中孔子精神的完美化身。讽刺的是，就连作家第一次遇见琪琪，也认为在她身上体现的美丽、大方、温柔、谦让、牺牲．．这一切，都是假的，是“装出来的”，“这个社会，假的装得比真的还像”。
在现代的儒教社会里，每个人都把“人缘”、“感情”、 “同流”、“谦卑”奉为生活的金玉良言，但讽刺的是，没有人认为这是真的，“跟别人一样”成为好好活着的借口，纵然圣人再世，也会对此感到困惑。
让人困惑的还有爱情，《独立时代》的日文译名叫《恋爱时代》，电影在日本上映时，片中数对男女纠缠不清的感情被当作卖点宣传。Larry把爱情当作投资，他与阿凤保持情人关系，但又向Molly大献殷勤，Molly是家族婚姻的傀儡，她与阿钦订婚，两人却实行“一家两制”，“不同居，不上床”，她姐姐和姐夫本是金童玉女的搭配，如今婚姻面临破裂，姐夫喜欢上琪琪，而小明也跟Molly有了一夜风流，所有的爱情都是不确定的，爱情与投资的区别，无人能辨。 耐人寻味的是，从片中的感情关系，隐约可以看到导演自身感情生活的投影。杨德昌与歌星蔡琴的十年“无性”婚姻一直是城中话题，１９８４年，在拍摄第二部剧情长片《青梅竹马》时，杨德昌结识了民歌歌手蔡琴，影片的男主角是侯孝贤，女主角正是蔡琴。1985年5月，两人结婚，之后十年间，从《恐怖分子》结尾的歌声到《独立时代》的美工，杨德昌的电影里经常可以发现蔡琴的影子，《独立时代》完成的第二年，杨德昌与蔡琴宣布离婚，媒体披露的原因是杨德昌有外遇，向蔡琴摊牌。
戏里戏外，电影人生，儒者的困惑，原来同时也是杨德昌自身的困惑。
１９８１年，结束了七年电脑工程师生涯的杨德昌从美国西雅图回到台湾，投身电影圈，１９８３年，当开拍个人第一部电影长片时，他已经３７岁，出于对德国新电影翘楚赫尔佐格的崇敬，杨德昌对台北社会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他的电影从一开始便着力于关注家庭生活的细节，以及这些细节中的潜在焦虑。
Taipei Story（台北故事），《青梅竹马》的英文名，这几乎可以作为杨德昌所有电影的名字，他的长片处女作《海滩的一天》从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入手，精密细致地概括70年代初台湾中产阶级的人际关系；《恐怖分子》不动声色地描写互相交织的都会生活关系，充满了沮丧、挫败、自毁和暴力倾向，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则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灯光昏黄的台北夜晚，结构严谨、细节生动，有着庞杂但是清晰的人物关系、繁芜但不凌乱的叙事编排。
90年代以后，杨德昌电影里描述的则是经济高度繁荣的台北社会，《独立时代》没有明显的主角，１３０分钟的影片里，十余个角色粉墨登场，他们以血缘、友情、 同学、性等关系相互勾连，组成了一个典型的台北中产阶级的生活切面，每个人都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刻意隐藏自己个性，追求趋?墓残浴＝牒蠊ひ瞪缁岬奶ū保丫⒈硐殖雎矶馊枋龅摹暗ハ蚨壬缁帷钡奶卣鳎荷钤谄渲械娜松ナЯ朔穸ā⑴泻统降哪芰Γ谡庋纳缁崂铮说男枨螅忧慷鹊铰愠潭龋际艿绞芟染鎏跫圃嫉模恰靶榧俚男枰薄?br>
杨德昌的担忧在《独立时代》中借Birdy之口说出，Birdy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最希望看到“大同社会”，“大同，就是大家都相同嘛，如果大家的口味都相同，那么戏票是不是就比较好卖了呢？国会就不会天天吵吵闹闹了，是不是?”
大众媒体的泛滥和资讯爆炸，令生活在其中的现代人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新闻媒体构建事实认知，电视广告提醒你需要购买什么商品，现代艺术叫人越发糊涂，社会在决定人的需要， “你给他什么，他就觉得自己需要什么”。Birdy在排演没有人懂，但反映热烈的戏剧，另一个艺术家小风的格言是“我们不了解人心（大众的需要），怎么做艺术工作？”，Larry向阿钦灌输的理论是：“她爱吃什么，你就给她什么，直到她吃得撑不下去为止”，作家写浪漫爱情小说，给老婆策划电视节目，因为他深信 “他们”需要这些。
杨德昌对这种不健康的社会生态，表现出了一名知识分子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他的早期电影里已有表现，而到了《独立时代》和《麻将》这两部拍摄时间相隔两年的都市闹剧里，这种焦虑达到了顶点。在这两部片子里，杨德昌不惜当头棒喝，唤醒社会，在《独立时代》中，他使用大字报一般的转场箴言，激烈的对白和演员夸张的肢体演出，拍出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闹剧。
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４０岁生日，这天在台北第二区济南路69号他的家中，54名台湾青年电影人签订了“台湾电影宣言”。这是一个被法国《电影手册》誉为“传奇电影事件”的举动，参与签署宣言的杨德昌和侯孝贤逐渐成为台湾新电影的旗手。但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这份宣言既代表了台湾新电影的开端，同时也代表着台湾的导演群体走向分裂，随着院线制度的推广，好莱坞电影攻占了台湾电影市场，台湾本土电影票房一颓不振，没有台湾人愿意投资本土电影。
电影宣言以后，侯孝贤继续拍摄他那些总是能让人眼前一亮的电影，杨德昌则走上了自筹资金的道路。尽管对社会充满了尖锐批判，但在心灵的底端，杨德昌是温和的，他希望现代人能找到重新前行的方向，在《独立时代》的最后，他不惜破坏电影的整体艺术性，给作家安排了一场人撞车的“车祸”，又安排了一个讲山东话的出租车司机“孔子”与他进行对话，然后让作家自言自语说出一整段顿悟式的独白，让他在最后高呼“我的浪漫时代早结束了，我的悲剧时代也到此为止...” <br>
电影里的人物顿悟了，杨德昌和台湾电影，却迎来了悲情时代。侯孝贤和杨德昌后期的大部分电影，都是日本人给的投资。杨德昌的电影为他获得了国际声誉，而在台湾岛内，正如新电影与传统台湾电影的分歧始终存在一般，他也一直无法得到电影界的充分认同。 ２０００年，《一一》为杨德昌赢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大奖，但杨随后表示，拒绝凭此片参加当年的金马奖，也不准备安排影片在台湾公映。另一打着“台湾”标签的名导蔡明亮近年来也与金马奖交恶，宣布永远退出金马奖。
凭《一一》扬威戛纳后，杨德昌被查出身患癌症，被迫停止导演工作接受治疗。治疗期间，为园自己的动画梦，杨德昌集资2亿元成立公司准备制作动画片《追风》，但命途多舛，其后投资的台湾老板诉讼杨德昌等人侵吞资金、掏空公司，２００７年，杨德昌在美国家中撒手西去，动画片也胎死腹中。
杨德昌远去，代表着一种电影类型的结束，理性、仔细、不动声色，深入生活细节但与生活时刻保持距离，是中国电影中仅有的作家电影的代表。苦苦挣扎的台湾电影，也因为他的离去，而被迫再次面对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台湾电影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但愿杨德昌的撒手西去，能为台湾的悲情时代画上句号，那么，台湾电影的独立时代，又在哪里？（网易娱乐专稿，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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